城市的形象是通过公共空间展露的。比如我们常常提到 “窗口单位”，常见的有旅游景点、大商场、车站等等，这其实是说这些地方是人流量很大的公共空间。这些地方的服务人员态度好，这些地方的环境保持得好、一起享用这些地方的人们温和而不失活力，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是有“人情味”的；反之，城市就会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轨道交通是特殊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它是流动的公共空间。轨道交通的首要目的是在短时间内运送乘客，但对于乘客来说，这一段短时间的流动并不是只有“移动”本身。这段时间可以用来看书读报，可以用来跟远方的情人煲电话粥；也可以用来与陌生人搭讪，也可以用来表达自我——北京国安赢得中超冠军的那个晚上，球迷就是通过北京地铁来串联庆祝的。甚至意义都不是必需的，比如纽约地铁的“无裤日”，只穿内裤坐地铁，不用附着什么要言大义。不过个把钟点，即便出糗，也转瞬即逝。

另一方面，轨道交通静止的结点——也就是车站——被流动性沾染上了戏剧性的色彩。开始一段旅途或许意味着别离，结束一段旅途或许意味着重逢，所以车站是个感情密度很高的地方。去年春运的时候，凤凰网做了几个图片特辑，好些场景都是车站，情人相拥吻别、父亲挥别儿子，无不令人唏嘘动容。就算没有相逢离别，走上地铁和走出地铁，都会连带着某个事件的开始或结束、某个意义的产生或死亡，所以车站也是容易产生艺术的结点。

人的情感是自由的，艺术是自由的，公共空间也必须是自由的。我们要保卫公共空间，而不是限制它。这位官员借市民之口，界定出几个“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来，且不说公权如何侵犯私权，这样的表态有着扼杀情感和、扼杀艺术之虞，于是有着扼杀公共空间、扼杀城市之虞。在轨道交通里接个吻、拥个抱、搞搞行为艺术，大可当作活跃气氛而已，我相信市民还是能抱着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的，就算不理解、看不懂，摇个头叹口气就走开。如今的社会如此丰富多彩，还怕市民没有承受能力吗？即使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些行为，也算不得什么值得紧张的事，双方各陈理由互相辩论一番，这也是公共空间的功能之一嘛。倒是禁令一出，大家纷纷谨言慎行，低头读报或者闭目听歌，整个轨道交通退化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没有一丁点儿亮色。乘客成为原子化的个人，迸发出活力的社交渠道被收窄，公共空间的“人情味”就淡漠了，城市本身也便失色了。

所以，为了这一方即将登场的公共空间，为了我们的城市，还是让轨道交通对接吻、拥抱、行为艺术敞开怀抱吧。

有点购物欲是人之常情，而购物的时候千挑百选则是处女座的错了。比如我打算买一个小型的写字桌，因为现有的一个桌子放了电脑就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阅读纸质书或者论文，而房间的空地再添置一个桌子也不会嫌挤。但是作为处女座的我买桌子有很多龟毛的标准，比如一定要是黑色系（房间里的其它摆设都是黑色的），一定只能有直角边而不能有 X 形的固定杆或者弧形的桌面；然后再加上穷学生的属性，不能太贵，加上运费加上税最好低于50刀，80刀以上就免谈。可惜的是，在浩瀚的互联网上，要找这样一张桌子简直比登天还难：放眼望去，多的是古典款式的桌子或者桌腿成 Z 字形的电脑桌，多的是100刀起跳的桌子。在手贱不止地搜索了一个晚上、寻遍了各种大型连锁超市网站和小型专司家具买卖的网店以后，丝毫不能降低标准的处女座崩溃了、愤懑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搜了太多的桌子，各种网站的「 Google 提供的广告」也都是桌子——当然基本全是古典款式或者桌腿 Z 字形，外加三位数价位的那些——这使得处女座更加垂头丧气。然而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作为处女座的我，手贱不止的同时脑抽不止，终于想到了一个精神上感觉不是那么困难的替代方法：买一张长条形的咖啡桌（高度大约是写字桌的 2/3），配合已有的一个塑料矮沙发。想到这里的时候，作为处女座的我不禁沾沾自喜了起来——这是处女座的另一个毛病，自恋——以前曾经用这个沙发和方形的床头桌配合用过，只是床头桌略小了些，别的尚还完满。

但咖啡桌跟写字桌又不尽相同，因为其主要功用是置物而不是伏案，于是大多数除了桌面尚有一两层的架子，设计上跟柜子相近。作为处女座的我，看书写字时习惯把腿随意伸向远方，于是带有架子的咖啡桌又统统被毙了。又一次血雨腥风般扫荡互联网，从大型连锁超市网站到小型专司家具买卖的网店，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

终于找到了符合各项条件的桌子。此处应有掌声和欢呼。

这个故事所展示出来的「龟毛」跟「自恋」，连带讲这个故事时候所体现的「叽歪」，好像就是处女座讨人厌的三大原因。但我认为处女座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更是有价值的。有一个段子，说每个实验室都会招一个特别傻缺的研究生，好让别人科研的时候信心百倍，不会因为实验做不出结果来而气馁。这个特别傻缺的研究生的价值，就是处女座的价值所在。

好在因为旅伴变化的阴差阳错, 2011 年的最后一天得闲可以自由安排. 一路上盘算许久, 终于画出一个去 Orlando downtown 的路线草图来. 所有关乎 Orlando 的攻略似乎从来只有 Disneyland 和 Universal Studio, 顶多加上一个 Disney downtown —— 那里只有纪念品商店和餐馆. 没有人说 Orlando downtown. 可我还是照着 Google Map 上面的名字硬生生地标记了几处要去的 site, 尤其是带有 library, museum, historic center, university, station 之类的名字. 我固执地以为, 这些 site 携带和散发的气息, 乃是一座城市 —— 人类赖以栖居的城市 —— 的精神所在. 我们的当下发生和行进于此, 我们的过往种植和埋葬于此, 我们的未来仰赖和建基于此. 就算只能在周旁走过, 就算 Florida 没有东北十三州那么有 “历史厚重感”, 可总归是接了地气的, 可以让我置身 “世” 内. 我们日常生活发生的地理环境, 决不可能是那些 deliberately created 的 landscape.

于是我从 Florida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 看到这个以农工而立的州立学校如何还存留着最原初的校名 —— 与我所在的学校以同样的校名开始如今却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名声 —— 以及它的法学院如何曾经存在而又废除建制, 30 多年后又重建. 这样的历史只有一个全貌, 我虽然连一个侧面都了解不能, 但能咂到一点况味, 便是满足的.

于是我从 Orlando Amtrak Station 头一次看到美国 “落后” 的铁路系统, 看车站的破落 —— 三四张长凳的候车室和一个月台 —— 如何与中国雨后春笋般冒出的亮丽光鲜的动车站或者高铁站不同, 看等车的闲适而稀拉的人群如何与中国拥挤而嘈杂的人群不同, 也看时刻表如何与中国的时刻表画得如何的相似. 交通系统, 连带着一切的设备, 信号, 路标等等, 我以为是人类一个极好的接了地气的庞大实践. 人类造出了那么多系统, 交通系统汇聚了一切的可资实现的想象: 它可以带你去别处, 相逢或者别离; 它是易于理解和操作的, 无需金融那样高深莫测的抽象知识; 它使你感觉到鲜能同时抓取的时间感和空间感, 丰富了人之为人的维度……

于是我第一次走到 downtown —— 中文叫做 “下城”, 莫名其妙的名字, 但的确没有恰切的译名, “市中心” 也是不合适的. 从旅馆到 downtown 并没有如我所愿地坐上走行州际高速公路的公车, 取而代之的是一辆穿行于黑人区的公车. 从个人感情上来讲, 我并不喜欢黑人, 更恰当的说法是 “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恐惧”. 公车上的黑人不时蹦出 F 开头的四字母单词, 还突然扒开车门对着路边的人嚷嚷了什么; 在某个稍显僻野的地方, 一个黑人对我说他没钱吃饭 —— 典型的打劫方式 —— 于是我人生完满地被打劫了 $7. 如果没有读过一点城市史, 大约并不能理解 downtown 及其外缘住的多半是黑人. 我有时会想, 既然 downtown 和郊区的过去是一部居住人群腾笼换鸟的历史, 那未来会不会翻转着再来一遍腾笼换鸟, 抑或不停地向外扩张, 不停地 sub 下去?

这里是 Orlando downtown, 没有足够的名声可以显摆, 没有足够的故事可以讲述. 但它是接续了地气和人气的, 所以我喜欢. 更喜欢的是一点惊喜, 偶遇了岁末 parade. 人们自己带着椅子坐在路边, 看各色的人骄傲地从路中间走过. 警察在经过的路段临时封一下路, 不用大张声势不用如临大敌, 人类自己知道如何践行仪式. 洪荒以来的千百年, 思想和智慧散落在城市里, 让旅行者可以捡拾起来, 让他们无法不心生对前人的景仰, 也让他们无法不萌发起一些奇思妙想, 好让后人睹物思人.

计时法是前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伟大得甚至我们只能跟从而无法更改, 所有人只能顺从地成为时间的旅行者. 为某些节点赋予特殊的含义, 不过是我们穷途末路的选择. 这里是西五区 2011 和 2012 的跨年. 我在 Florida, 这里是夏天, 祝所有的你们新年快乐, 祝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可资实现的, 关于时间和空间, 关于肉身和灵魂, 关于御宅和旅行, 的梦想.

在香港的身份是内地学生，用带粉色签证纸的港澳通行证、香港居民身份证进出口岸。

在澳门的身份是拥有香港非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游客，用无需澳门签注的港澳通行证、香港居民身份证、中国护照进出口岸。

在台湾的身份是留学海外的大陆游客，用中国护照、中华民国入出境许可证、港澳通行证进出口岸。

在苏州的身份是中国公民，外加一年前还籍于苏州的本地居民。

在北京的身份是中国公民，五年前开始连续四年设籍帝都，之后又还乡。

在 Texas 的身份是国际学生，用带 F1 签证的中国护照进出口岸。

在 Florida 的身份是游客，唯一适用的身份证明仍然是带 F1 签证的中国护照。

只有肉身是无法伪造的，可是在这流动的世界里，它早已失去证明身份的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本子或者一张纸条——几个本子或者几张纸条——面上写着姓名生日号码之类的几行信息，内里又藏着一些叫做「科技」的东西。肉身变成这个系统的一小部分，比如照片和指纹，而归根结底被寄予希望的是一张芯片或者一条磁条。是的，人们仍然期冀着身份之无法伪造，于是巴望着本子或者纸条不会撒谎。

除了肉身，什么都会撒谎。古早的时候我们信任肉身，一张画像加几句体态的描述，就是通缉令。如今我们不再信任肉身，我们满心以为创造的「科技」是最不会撒谎最值得信赖的，而从来事与愿违，于是关乎身份的焦虑永无止境。

我换方向这事儿, 我妈是赞成的 —— 当然读到 PhD 这份上, 念什么方向完全是自己的事儿, 父母也没有能力来替我决定或者否决, 所以我只是 “报备” 一下这个可能的变动. 然而这种 “担忧” 或者 “提醒”, 我觉得颇有趣, 颇可以深究一下.

我们好像习惯了一路念差不多的专业. 最好是一条道走到底, 做穿某个方向, 成为大牛, 这是顺理成章的成功人生. BS in Physics, MS in Physics, PhD in Physic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Physic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Physics, Professor in Physics, 完满得很. 不过要是念数理统计的转去念经济或者工程, 或者生物统计,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再或者, 新近的潮流是不管什么本科毕业之后, 都去念金融.

我妈大约是笃信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句话的. 我小学的时候她就送我去念奥数, 我奥数的成绩不咋的, 只能勉强说 “比下有余”. 我妈会从奥数书里面随机找题目抄下来让我做, 我有的会有的不会. 小时候想来是逆来顺受惯了, 习惯了各种习题的轰炸, “好学生” 大约都是这样养成的吧. 初中高中的奥数, 那简直是每况愈下甚至泥沙俱下了, 后来就放弃不搞竞赛了. 再后来, 上大学念了数院, 这个填志愿的选择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 过去的总是过去了, 也总归是从数院光荣毕业了. 高等一点的数学, 还是学到了不少, 至少对数字的敏感度算高的; 然而学得更多的, 乃是不断地确定自己喜欢的不是当下, 而是别处.

而且这个 “别处”, 是与 “当下” 无甚关联的别处. 除了发觉自己并不是 “学数学的料”, 我对 “数学是一切 (自然, 社会, 人文) 科学的基础” 这样的看法表示怀疑; 这个纷繁的世界与数字或者代数并不同构, 也不能用统计模型解释清楚 —— 至少我对统计模型解释出来的东西抱有着主观甚或本能的不信任. 我本科念数学, 从不代表我以后要学数学, 也不代表以后要用数学. 那种 “数学一定要用上” 的固执见地, 我大约是从没有过的. 所以在一开始谋划从数学撤离的时候, 我就丝毫不觉得完全抛开数学是一件多么不应该的事 —— 当然 “完全抛开” 这个说法本就不可能, 念政治的还要修时间序列分析呢.

只是这样的固执如此根深柢固, 以至于它能嵌在大脑里指挥着我们走那些 “顺理成章” 的路, 而抛弃这种固执的土壤尚还幼嫩. 于是对于走着诡谲道路的人, 譬如峥神, 我总是抱有着几分敬重 —— 也或许是带着几分自恋的惺惺相惜.

周四长谈了一次，今天又是一次长谈，基调跟周四差不多，但讲的内容更深更广，也更直白。我知道这种老师主动来找你你就委身于他的决定是草率的，可这么些天来，想到曾经坚持又因为残酷的现实而搁置了的「梦想」终有实现的可能——尤其是，周四之后今日之前我还怕是自作多情，而今日的谈话直白到就差那么一份签字——我没法不让自己把周三下午那封原本要发出的邮件无限期延宕。

但是我需要听听周旁的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我倾羡已久的「大牛」们。玥明讲得对，我心里早就有了决定，只不过需要有人来 re-confirm。你们这一班跟我一样执着倔强于自己心爱的梦想的人们，我也早就知道你们的反应。一点儿也不惊讶，全票的 re-confirm。朱团团说，就算她不 re-confirm，我也一定会说服她来支持我。我在电脑这头偷着笑了很久，这种关乎 follow your heart 的心灵相通，从来不需要言语。

豆瓣签名档是「每一次倔强都叫最后的倔强」，这是写在申请大致成功之后的。那时候我有过就这么着吧不要再折腾了的感觉，学术和感情皆然。我有想过撤掉那条签名档，比如很多地方都换成了北大社会学系的「伪」系训「酒风正 学风剽悍」，但是一直没撤。恍然间8个月过去了，那种「不管多难，天会再蓝」的倔强又翻覆而来，虽然面前有一条「并不太难，天一直蓝」的路。

我跟朱团团说我的考虑，说做这个喜欢的方向会很苦逼，我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她说：「你要是觉得这件事情完美到什么都不用担心，我倒要担心了。」所谓的「promising trips」，要义大约并不在多么顺利，而在于永远的不完美吧。

我内心底里感兴趣的大抵有两块, 一个是偏地理和城市规划的, 一个是偏政治的. 不过我还是把 social demography 当作 major, 而 political/economic sociology 是 minor. 个中考量不细说, 然而这种 “你喜欢的你做不来所以只能当个票友” 的苦逼感是挺深重的, 但又不想完全放弃, 所以还是当成了 minor (pol/econ soci), 在 major 里做的 project 也努力往 urban geography 上面靠.

有时候我以前的同学会羡慕我说, 你终于圆了你的梦想, 仿佛我一个念数学的跑去念社会学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甚至能是个励志故事似的. 我总是呵呵过去, 因为我知道明明没有达到, 不过是做了个妥协罢了. 内心底里有共鸣的到底是什么, 我清楚得很; 不过到底能做什么, 我是个保守派, 还是不敢轻易地把我喜欢的却感觉没法完全 hold 住的放上台面. 我没有励志故事里面应当具备的勇气, 我宁愿当一个票友, 而不愿真正触碰, 我怕被撞得头破血流.

可是 graduate advisor 说, 你这种有统计背景就自动认定要 major in demography 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可是我有顾虑. 然则他这么一讲, 我无法抑制住会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内心底里的渴望是不能轻易被 turn down 的. 所以这个标题实际上成了一个问句, 好在时间还算早, 我还能仔细去想, 试图和自己的内心达成共识.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深知其中的艰辛和不易, 但我别无选择.

下面是 graduate advisor 这学期 pro-seminar 的 final project. 要求是写一个短 essay, 为什么想学社会学, 以后打算做什么工作, 怎么为这份工准备自己.

My Academic Career: A Look Back and Ahead

Thinking back, I am always curious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society. For instance, I pay long-term attention to the power structure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most powerful leader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the Secretary of the University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ather than the President. However, to avoid the critique of the disproportionally tremendous power the Party wields, decisions are made in “Party – Administration Joint Meetings”, in which both Party leaders and administrative leaders discuss issues together. When visiting abroad, the Party Secretary uses another title, “Chair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which acts as a counterpart of university leader outside China and can somewhat eliminate the obstacles in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Beyond knowing clearly about such a structure, I cannot keep myself away from asking more about how it is arranged, how it functions, why it is formed in this way rather than other ways, etc. Same curiosity happens on other topics such as arrangement of traffic systems,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big corporations, and so on.

I turn to sociology to dig up possible answers. Though I was a sociology “outsider” when I majored in mathematics/statistics as an undergraduate, my interest lay somewhere else instead of Greek letters and integral calculations; it pushed me to explore more. As a discipline which fundamentally emphasizes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action, and cooperate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s,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open-mindedly, sociology offers me greater opportunity and power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I am curious about. In a sense, I feel that sociology and I share a consensual relationship, and my choice to be a future sociologist is quite natural.

In this department, I set social demography as my major, and political/economic sociology as minor, at least temporarily. I have two concerns: (1) my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can be an advantage in doing analysis and making interpretations with data; (2) I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 to a more qualitative area, so as to improve my analytic skills and increase my understanding of sociology. The latter one can be suffering because I hadn’t been exposed much in this area. I did have a tough time in the first weeks in “Social Organization” class this semester, which I spent extraordinarily long hours on reading literatures and writing memos. However, I am very glad that I get used to and enjoy it very much and I want to keep on going.

As for future job(s), generally, I want to stay in the academy. Nevertheless, I am still not sure about where to go and what type of work I prefer. There are some options that occur to m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One is moving to Europe to get a new experience since it has a more policy–oriented academic circle; one is going back to China or Hong Kong as a faculty member. However, whatever my future job(s) will be, I will keep an open mind in my graduate studies to prepare myself fully. Besides the coursework I mentioned above, I’d like to do researches with professors and fellow students, and get trained in teaching as well.

Chinese people always say, “The future is bright, but the path ahead will be tortuous.” Luckily, I enjoy this tortuous path thanks to the consens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me. Looking back, I feel no regret to choose sociology; looking ahead, I believe my ongoing academic career will be a bright one.

Introduction (w/o citation)

On July 1, 2003, half a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in downtown Hong Kong and marked the largest indigenous protest ever. One of the most common slogans in this pro-democracy protest was “Return Power to the People”, showing the public discontent with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is specific protest was largely regarded as a watershed of post-colonial Hong Kong after its handover from United Kingdom to PRC in 1997, when the public grievances broke out and kept spreading thereafter.

The long-standing but mild public discontent with SAR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was irritated by the initiative of Article 23 legislation of Hong Kong Basic Law in late 2002, when the SAR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most citizens were in favor of the Article and put the Article to the vot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o put it shortly, Article 23, sometimes referred as national security bill, prohibited any act that was ruled as threate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us making Hong Kong people worry about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is protest, unsurprisingly, caught the eye of the academic circle. Some announced a new “postmodern” mode of mobilization in this protest and thereafter by emphasiz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 in protests instead of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s. However, a protest of 500,000 people, or one-tenth of adult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seemed impossible to be pushed forward simply by mass media without the support, if not the proposal, of organizations.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argue that it was the organizations who initiated the protest, and the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 helped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of this literature review, I will firstly trace the pre-existing active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i.e.,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tholic Church. Though relatively small in size, the impact of these organizations on people and socio-political atmosphere in Hong Kong was disproportionally strong in both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era. I will review how they came into be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and kept exerting influence ever since in social affairs such as elec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n, I will move on to focus on the organizer of the July 1 protest in 2003,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CHRF), which loosely allied dozens of pro-democracy associations to fight against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initially proposed the protest, and exposed itself highly to mass media in order to advoca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 will show how CHRF was organized and what specific tactics were employed. In the last section, limitation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n mobilization of the protest, which was a success as it stood, will be examined. In addition, though this review of literature highlights the July 1 protest in 2003, it may go beyond to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on its own and organizations (i.e., political parties, Catholic Church, and CHRF) in Hong Kong, and to the story after July 1, 2003 as well.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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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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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F: The Organizer of July 1 Pr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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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 Limita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Role of Mas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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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不带限定的青春和爱情都是大写的，各自过活的青春和遭受的爱情是小写的。没有模范青春，没有模范爱情，只有各自勤勤恳恳或者风风火火写下的青春和爱情。会有人问，那即便是各自的青春和爱情，总还是有些相似，总是免不得伤春悲秋。嗯，那是你的伤春悲秋，不是我的。我只会爆粗口，爆得文明一点，叫——机掰。

这是后现代主义吧？别哭了，亲。

还是看豆瓣直播比较欢乐，什么北大男被清华男掰弯的故事，看得真叫我欢欣——哦对了，此时你也可以骂我一句「死基佬」哟——和八卦心泛滥。这种基佬追直男还追到的故事真是太美好太 happy ending 了，我就只有被拒绝的 sad ending，可我现在早把那个绵延六七年的苦逼情事当作普通故事了。听者说狗血，我说，呵呵。

那个直播贴的 LZ，签名档是温庭筠的词：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此类怨妇词，添一句成「梦短我不知，梦长君不知」——还记得吗，这叫互文的修辞手法——倒有点后现代的味道。以及，不要问什么是「后现代」，有时候它是一个标签，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个人的、无法表达的感觉。

我时常觉得 minority 会让人有更大的思考空间，因为一方面你有着 minority 的天然观感，另一方面你得努力去适应 majority 的强势文化、在 majority 和 minority 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然而多数和少数、强权与弱势的关系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少数之中仍有多数，弱势之中依旧有支配性的强权。

澳门同学所抱怨的 China studies 即是一例。China studies 在美国算不得强势学科，然而这个弱势的领域依旧建立起了一个次一级的多数/少数和强势/弱势划分。研究对象多是汉族、多是大陆地区，而少数民族和非大陆地区成为少数和弱势。

这并非孤例。前段时间浩浩汤汤的「保卫粤语」，不免有打压广东境内其它方言（潮汕话和客家话）之嫌。粤语在普通话面前固然是弱势，在广东却形成强权。GLBT 也是一例，在新闻或者学术研究中，G 受到的关注远远大于 B 和 T；在 GLBT 人群自己制造的「政治」和舆论中，大多数「纯粹的」「正常的」又将自己和少部分双性恋、易装癖、跨性别等划分开来，以「正统」自居。

怕就怕的是，这「次一级」的强权，比之它所受的强权，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